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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藏古善本要坐冷板凳

字号:T|T 2013-04-24 14:06 来源:网络 [我来评论]

  在郑伟章所写的《文献家通考》一书中,收录了自清代到近现代的1500多位文献家,而王贵忱是唯一一位在世的入选者。

  看王贵忱的著作,却赫然发现,单一个文献学家怎能形容得了他?凡版本学、古钱币学、金石学、史学及美学,王贵忱都有著作或论文面世,他还出过书法作品集《可居闲墨》,乃至于很多人找他写字,让他不胜其扰。

  与王贵忱深入交流,会发现是周叔弢、周作人、于省吾、商承祚等众多学界泰斗,从他年轻时起便引领他前行;而毕生丰厚的收藏,让他的研究达到了“言必有本,无征不信”的境界。

  在名师指引下

  于冷门、偏门处获大成就

  85岁的“王贵老”,除了留下众多的研究成果、满腹没法捐出去的经纶外,已经将大部分收藏的古籍善本、文献资料捐给了国家;把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搜集的6000多册珍贵的历代钱币学著作悉数捐给了中国钱币博物馆;把龚自珍、张之洞等人的真迹和珍贵书籍捐给了广州图书馆。问他究竟捐了多少,他只知道很多,多得他都数不清了。

  而这一生的积累,源于他少年时对书的热爱。“我很小就读周作人翻译的易卜生作品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,1920年的版本。这也是促使我研究周作人、收藏其各个年代各个版本作品的原因。后来,周作人和我成了忘年交,我们书信往来几十年,直到他去世前夕。”

  周作人赠予王贵忱的《金石契》,内有周先生的藏印,书的楠木夹板上有周先生的手写书名。

  王贵忱保存了大量与学术界、艺术界名家往来的书函,他自费刊印了李可染、周叔弢等人的书简集。

  可惜,周作人寄给他的信、赠给他的书,大部分在王贵忱被打成“右派”时烧掉了。“我烧完,爱人就在一旁冲水,几十封信啊!”幸好,还有周作人所赠的一套乾隆本《金石契》保留了下来——楠木夹板上有周作人所题的书名,俊秀清朗。而王贵忱送给周作人的隆庆本《纯阳子记》,也记在了周作人的日记里头,他自己反倒忘了。

  这样的因书结缘的故事,在王贵忱的人生历程中比比皆是。他记忆最深的,是周叔弢对自己的言传身教。

  只读到小学4年级的王贵忱,在参军后开始啃古书。尽管读得很困难、很慢,好古却犹如一种天生的基因,让他欲罢不能。

  1953年,已经是粤东交通银行行长的王贵忱回东北探亲,路过天津时,跑到古籍书店中翻阅戚继光诗集,巧遇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周叔弢。周叔弢对这个年轻人的古文化功底颇感惊讶,遂邀他到家中做客。“周叔弢告诉我,搞古文献最难,真正做这项工作,必须坐得下来吃得了苦,不能好热闹,要有决心有恒心,同时告诫我不要好高骛远。他看了我买的古书,笑了,说‘你不能搞这些,最好做清代的乾嘉学派。书好找,大家关注又不多’。于是我开始研究明清文字狱、禁书。他又告诉我,做银行工作应该把金融、货币历史吃透,于是我又开始研究货币史、研究钱币学。”

  在王贵忱心目中,周叔弢是他收藏、治学的“开山”老师,就是在他的指引下,自己的学术之路才能独辟蹊径,从冷门、偏门处获大成就。三十多岁时,他就与商承祚合作出版了《先秦货币文编》,此后在钱币学研究上被誉为无出其右者,廖冰兄还戏赠“有钱人家”的题字。

  收藏自成体系

  有些研究甚至推翻学界定论

  后来,有关龚自珍、张之洞、曾国藩、罗振玉、张荫桓的收藏研究体系,也慢慢建立起来了。所收的集子、信札越多,王贵忱对这些近代人物的评价就越清晰,有一些甚至是推翻了原来的学界定论。

  在他看来,罗振玉是近代学术界的第一人,第二才是王国维。“我收藏的罗振玉真迹有一百多件。他的全集,几个版本的我都有。在考古、存古、释古方面,他都是近代第一人,于甲骨文、敦煌学、汉简的研究上,他也是开风气之先,但此前他被大家严重忽视了。”

  王贵忱积极为之“翻案”的还有戊戌人物中的张荫桓。他说:“戊戌变法后来只提康梁了,其实张荫桓才是重要推手。”张荫桓时任户部左侍郎兼值总署,清史专家萧一山认为:“荫桓不仅荐康,且为维新运动之主持人。”王贵忱收藏有张荫桓戊戌前日记,1999年,他编辑出版了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》,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萧一山的判断,为这位戊戌第一位受害的大臣正了名。

  对张之洞,王贵忱也推崇有加,认为他当官执政40年,把整个生命都投入进去了。“我有他的全集,三种版本都有,全部都是奏议,考虑的都是怎样建设农业、工业特别是军工业。所以他到广东搞兵工厂、造铸币机,不到六年建了很多东西。”

  对康有为,他则是知之越深越不喜欢。原来他收藏康有为的手札文稿真迹很多,后来不少都送给了别人。在他看来,康有为学问、人品、书法样样都不行。“华侨捐的款康有为也贪污,拿了这些钱去讨小老婆。他有24封写给光绪皇帝的信,其中21封是假的。”

  到粤已过一甲子,王贵忱认为自己算得上是“食粤谷”长大的,道德学问也是在广东养成的,他有一方印章,刻的是“生我辽东,毓我岭南”,还有一方印章,刻的是“文德路大学肄业”。这一份感情,他转为对种种广东典籍文献的整理和点校。除了参与《广州市志》、《广州大典》、《全粤诗》等的编纂工作,他还花了10年时间,与欧初共同主编《屈大均全集》。屈大均是抗清义士,在清代没人敢出他的全集,因此,原始资料很难找齐。很多善本广东没有,王贵忱便去北图借,甚至去美国图书馆影印。

  《廖燕全集》中收录的《山居诗草书手卷》,据说是海内唯一的廖燕手迹,也是王贵忱的藏品。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他用李可染、吴作人、谢稚柳等名家的八张画换回来的。

  随处可居,敬业不已

  哪怕是被打成“右派”期间,王贵忱也没有丧失研究的热情。专题是没法做了,只能看一点地方史,做一些考据工作。写了文章内地无法发表,于是,王贵忱就用文言文写作,以“可居”的名字投去香港《大公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。

  可居之名,源于他被赶到一个只有4平方米的地方,他索性将这蜗居起名为“可居室”,王贵忱的老首长金明是这样来解读的——“随处可居,敬业不已”。

  如今,尽管换了两进套间,王贵忱挂的仍是王世襄所书的“可居室” 牌匾,上面还有王世襄以“年弟”相称之语。何谓“年弟”?王贵忱解释说:“‘年兄’、‘年弟’以前是同一年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用来互相称呼的。我们是哪一年呢?就是1957年,我们同在那年被打成‘右派’。”有点黑色幽默,却并不苍凉。所谓“北有王世襄,南有王贵忱”,这当中有多少惺惺相惜之意在。

  在当“右派”的日子里,王贵忱感受着众多前辈的呵护。“有几个老人家都掉眼泪了,说这样有天分的人,以后很难再出现了。”

  更令人感动的是妻子对他的不离不弃。“我夫人是潮阳人,老地下党员,对我非常好,从不反对我收藏。我当了‘右派’,别人问她:‘要党籍还是要王贵忱?’她很坚决地说:‘我两样都要。’绝不肯跟我离婚。当时这句话是很难说出口的。”

  这一份相濡以沫的感情,让王贵忱明白了,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宝贝了。后来,当妻子生病了,为了给她治病,王贵忱把李可染的很多书画作品拿去变现了。“这些作品都是李可染送给我的,我们彼此之间通过很多信。我对美学有点研究,写过《李可染及其艺术成就》、《关于黄宾虹铃赠高奇峰印谱》等文章,也为黎雄才的画集作过序,当时出版社还延请香港专家将序言翻译成了英语。”

  魁奇之士能装帧爱修缮

  与书、与学相关的种种雅好,王贵忱也发展到极致。

  与众多名家的书信往来,如今结集成书的,已有12册。每一册,都是王贵忱自己亲力亲为的“手订线装书”。印完内页之后抱回家,瓷青纸做封面,棉线装订,两条细线拉得又平又直,然后是裁边,再贴上书签,盖上小印。这样的书,古意盎然,捧过手有余香,再过上百年,或将成善本。

  装帧之外,修缮古书也是王贵忱的一大强项。“我对书很有感情。买到破书,看了不舒服,一定要裱好而后已。”一种被称为“金镶玉”裱法,成了王贵忱的代表性风格。何谓“金镶玉”?就是书都黄了,里衬一层纸,这层纸是白的。

  他也爱写字,字学的是苏东坡。“苏东坡的天分高,学养深,又喜欢写字,故他的字文化含量高。真正有学问的人不一定能写好字,因为他不一定在乎写字,过去把写字当作雕虫小技,所以很多人不愿意花工夫去写,去练。但真正写好字的人,必须有大学问。于省吾很赞赏我的这一观点,认为这也是发前人所未发。”说这句话时,自称一生述而不作的王贵忱脸上浮起一丝小小的得意。

  潘景郑称他为当代“魁奇之士”,信哉斯言。

  大家简介

  王贵忱,1928年生,辽宁铁岭人,曾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、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、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。他是中国当代学界的一位通才式学者,先后出版有《先秦货币文编》、《三孔币汇编》、《中国钱币文献丛书》、《龚自珍诗文集早期刊本述闻》、《曾国藩未刊书札》、《明本潮州戏文五种》等著作。2007年入选“当代岭南文化名人50家”。

(编辑:网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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